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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九世班禅的“高薪”说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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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3年冬,青藏高原,冰天雪地。

寂静之夜,扎什伦布寺闪出一队人马,直奔东方。

他们成功避开了拉萨方面派出的错果代本的追捕,穿越危险的羌塘无人区。   与此同时,一首歌谣在拉萨街头流传:“都说班禅似兀鹰,展翅飞翔去他乡。 都说错果像猎犬,空手而归嗅地面。 班禅喇嘛好似神,他的坐骑像只鸟。

金鞍放在鸟背上,扶摇直上入云霄。

”[1]。

  九世班禅一行,历经磨难,终于成功抵达内地。

虽然这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,但从北洋中央政府到地方各军阀,仍对这位万里而来的佛爷给予很高的礼遇。   至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,国民政府出于边疆局势的需要,对九世班禅的待遇进一步提高。 1931年6月,国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,设立行署,规定“行署经费每月定为一万五千,警卫队经费每月定为一万五千,均由中央发给。

班禅额尔德尼年俸定为十二万元,由中央按月发给”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,这并非是给九世班禅个人的薪俸,而是“其个人费用及随从、僧徒等之生活等费”,这些都需要“由年俸内开支”。 [2]  这在当时,可谓巨款一笔。

故12年后,有报刊仍在发文感念,“第九世班禅却吉尼玛,在国民十九年时,每月薪水即为一万元,年俸达十二万之钜。

是时民国政府之特任官,月薪不过八百元,班禅薪水,不特为特任官所不及,亦竟超过国府主席(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政府颁布的《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》,当时蒋介石的工资为每月800元——笔者)[3],且为民国史上之创例,足见政府对边疆人员之特别优遇也。 ”[4]  看看当时的物价。 1932年,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,会议对大学教员待遇作出了修正:一名普通教授月薪调整为400-600元。

[5]而据当时学者的调查显示:当时在北平,1块银元可以买45斤大米,可以买约7、8斤好猪肉。 [6]据陶孟和在1926年所做的调查显示:北平小学教员每月薪俸40元。

[7]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花费3675块大洋购买了北京八道湾11号的“三进的大院子”,此时因为都城南迁,而更加便宜。

  此时的九世班禅的薪俸虽高,但他并未“投资置业”,而是注意将“高薪”回馈于国家和社会。

1931年,长江、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,水灾遍及全国16个省份,武汉受水淹长达百余日,22万人遇难。

据《中央日报》报道,正在内蒙驻锡的九世班禅“鉴于民命倒悬,同属五族,应有救济之责,特电其驻京办公处,命将本人年俸内发大洋一万元,移作赈灾,并在蒙古地方,召集全体喇嘛唪经三日,为全国灾民祈祷”。 [8]1937年7月7日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全面抗战开始。

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,上海沦陷。

此时在青海玉树的九世班禅已重病缠身,面对艰难时局,他仍不忘国家,于10月捐出三万元,并购买救国公债二万元。 [9]在弥留之际,他还嘱咐行辕将之所存步枪、山炮捐献给中央,用于抗日杀敌,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。 [10]  事实上,九世班禅之所以获如此“高薪”,正是由于近代边疆危机的特殊历史背景。

给予边疆少数民族官员、首领、宗教领袖以高额薪俸的建议在清末就已经提出。 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就曾在《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》中提出“官俸宜优给也”。 [11]后因张荫棠去职,藏事纷扰,该设想未能实现。

值九世班禅到达内地之时,军阀混战,狼烟四起,北洋政府虽然给予九世班禅高规格礼遇,但未能落实薪俸。 全面抗战前,国民政府基于边疆政策的需要,同样给予西藏地方政府驻内地机构与人员以优厚的待遇,西藏驻南京、北平、康定的费用一年也超过12万[12],与班禅行辕旗鼓相当。

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,黄慕松入藏致祭的预算也超过40万元。

[13]可见,给予特别优厚的薪俸,是当时国民政府治边政策的一个特点。   国民政府给九世班禅以“高薪”,具有支持其回藏的含义,在国民政府的决议中特别写明:“班禅年俸办法,至班禅回藏之日为止”。

“高薪”未能持续太久,也未能帮助九世班禅回藏。 1937年12月1日,九世班禅在玉树结古寺圆寂之后,其行辕的规模被压缩,经费自然也被大幅削减。 [14]此后,班禅行辕便在国民政府的治边政策中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,回藏更是遥遥无期。

  1952年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、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,离藏近30年的班禅系统,才终于得以重返扎什伦布寺。 这显然不是“高薪”所能办到的。

(中国西藏网特约撰稿人/喜饶尼玛)  [1][美]梅戈尔斯坦:《喇嘛王国的覆灭》,杜永彬译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2005年,第72-73页。

  [2]《特派班禅为青康宣化使办法》,中国藏学中心等编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》第7册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1994年,第2610页。

  [3]《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》,《考试院公报》1933年,第9期。   [4]《班禅之薪俸》,《康导月刊》1943年第2、3期。   [5]《大学教员薪俸表》,陈大白主编《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77-1992》,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578页。   [6]牛鼐鄂:《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》,《社会学界》1933年。   [7]陶孟和:《北平生活费之分析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3年版,第82-87页。

  [8]《班禅捐年俸赈灾并讽经三日为全国灾民祈祷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9月18日,第8版。

  [9]《中央通讯社稿》,1937年,10月上,第408页。   [10]《赵守钰为告班禅遗嘱致蒙藏委员会电》,中国藏学中心等编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》第7册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1994年,第2745页。   [11]《张荫棠奏拟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清单》,中国藏学中心等编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》第4册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1994年,第1557页。

  [12]《班禅驻京办公处为陈述西藏政情历数达赖之罪并请讨伐达赖等》,中国藏学中心等编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》第7册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1994年,第2632页。

  [13]《行政院为追加黄慕松入藏经费预算事致中政会秘书处公函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》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1991年,第70页。   [14]《蒙藏委员会向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所作工作报告》,中国藏学中心等编《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》第7册,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1994年,第2967页。

(责编:李文治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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